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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3章 李光弼（第1页）

明刑弼教的思想最早记录在《尚书》中，它最早由上古圣帝大舜在同臣子皋陶谈话时提出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载：“汝作士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”。五教，指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伦之教化。五刑，指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等五种刑罚。弼，辅助。明刑弼教，指严明五种刑罚，轻重出入，一一精当不差，从而使臣民都畏刑远罪，辅助五伦教化的进行，终达化行俗美之治。

根据《尚书》的记载，早在大舜摄位时，我国就有了公开刑律的法律实践。《尚书·舜典》云：“象以典刑”。南宋思想家蔡沈解释道：“象，如天之垂象以示人。而典者，常也，示人以常刑”。[5]蔡沈的老师朱熹在回答学生“‘象以典刑’，如何为象？”这一问题时，更为明确地指出：“象，如‘悬象魏’之‘象’。或画为五刑之状，亦可。……‘象以典刑’，谓正法，盖画象而示民以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”。

《尚书·舜典》记录了大舜制定了典刑后，他担忧百官执行刑法滥失，不得中正，故而敕令天下百官：“钦哉！钦哉！唯刑之恤哉”。“钦”训为“敬”（谨慎），“恤”训为“忧”（忧念）。全句意为：“谨慎啊，谨慎，使用刑法一定要谨慎”。可见，大舜之所谓“恤刑”即后世所讲的“慎刑”与“慎罚”，亦即不乱罚无罪，不乱杀无辜。[30]

天命

天命观是《尚书》思想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天命观影响统治者的行为与统治观念。书中大部分篇目体现出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之心，也多次提到统治者即位是上天赐予的使命，每一位贤明的君主希望自己美好的德行能使天帝感应到，从而获得长久的统治。又如书中记载夏桀、商纣一类的昏君自视为天命的直接执行者，而一味滥用权力、不得民心，使自己国家灭亡，被认为是其不敬畏天命而带来的惩罚。可见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，“天”是至高无上、无法撼动的存在。[29]

文体特点

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：《尚书》所记基本是誓、命、训、诰一类的文体。文字古奥迂涩，所谓“周诰殷盘，诘屈聱牙”，就是指这个特点。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、流畅。

首先，就专书文体而言，《尚书》呈现记言的特征，但作为记言文献，《尚书》也存在记事的篇章。早期记言文献记言与记事并存乃是常态；其次，从《尚书》的篇章文体来看，大致有对话体、事语体，以及单纯记事篇章，这也是早期记言文献的常态；再次，《尚书》文体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篇名上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反复出现，这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它们均属于仪式文献，各自与特定的仪式有着紧密关联。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，仪式具有可重复性，这种特性是造成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这些文体反复出现在《尚书》中的根本原因。[28]

学术研究

播报

编辑

研究历史

儒家所传的五经中，《尚书》残缺最多，因而问题也最多。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，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。到汉惠帝时，才开了书禁；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。书才渐渐见得着了。那时传《尚书》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。伏生本是秦博士。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，他将《书》藏在墙壁里。后来兵乱，他流亡在外。汉定天下，才回家；检查所藏的《书》，已失去数十篇，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。他就守着这一些，私自教授于齐、鲁之间。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想召他入朝。那时他已九十多岁，不能远行到京师去。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。伏生私人的教授，加上朝廷的提倡，使《尚书》流传开来。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“古文”写的，还是用秦篆写的，不得而知；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。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《今尚书》或《今文尚书》。汉武帝提倡儒学，立五经博士；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，共立了十四博士，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。每家有所谓“师法”或“家法”，从学者必须严守。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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